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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山五園地區(qū)具有獨特的優(yōu)秀歷史文化資源、優(yōu)質(zhì)人文底蘊和優(yōu)良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，堪稱北京的“金名片”。三山五園究竟所指何處?這張“金名片”又是何時形成、如何形成的呢?

三山五園說的是哪里

三山五園的三山，是指香山、玉泉山、萬壽山;五園是指暢春園、靜明園、圓明園、靜宜園、清漪園(頤和園)。其中，香山、玉泉山，雖在遼金時已名揚天下，但到乾隆十五年(1750年)，改甕山為萬壽山后，才形成“三山”的稱謂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，乾隆帝作《鳳凰墩放舟自長河進宮》詩，其中有“四面波光動襟袖，三山煙靄護壺州”之句。

“五園”稱謂的出現(xiàn)，最早是暢春園?？滴醵?1684年)，康熙帝在原明武清侯清華園的基礎上改建而成暢春園，二十六年(1687年)，康熙帝駐蹕暢春園后，寫下了《暢春園記》。三十一年(1692年)，康熙改順治玉泉山澄心園為“靜明園”?？滴跬砟?，賜皇四子胤禛花園名“圓明”，即后來的圓明園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，乾隆帝將擴建后的香山行宮命名“靜宜園”。十六年(1751年)又奉旨：“以萬壽山行宮為清漪園，設總理園務大臣，兼管靜明園、靜宜園事務。”至此，上述“三山”和與之重合的“三園”，便作為內(nèi)務府管理下的官稱，頻現(xiàn)于官書與官員之口，而且二者既可單獨使用，亦可一同使用。如乾隆御制詩中有《玉河進舟至玉泉山作》《仲夏玉泉山靜明園作》《清漪園即景》《新春萬壽山清漪園即景》《秋日游香山》《初冬游香山靜宜園作》等等。

但清時，“三山五園”作為一個整體名稱，則出現(xiàn)甚晚。最早是咸豐十年(1860年)英法聯(lián)軍焚掠圓明園之后，伺候皇子讀書的侍讀學士鮑源深，在其《補竹軒文集》中記有：“九月初，夷人焚五園三山。”至于為什么“園”在“山”前，那是因為封建社會中，清帝園居理政的中心在園(暢春園、圓明園)而非在山(三山)。清亡以后，民間用順口的“三山五園”來替代“五園三山”，泛指京西皇家園林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三山五園形成的歷史背景

今天的三山五園，其產(chǎn)生的歷史背景無疑是值得認真探討的，我們先從幽云十六州說起。

公元907年，唐朝滅亡，天下大亂，歷史進入五代十國的時代。后晉皇帝石敬瑭為獲得遼國的支持，割讓了幽云十六州。幽云十六州大致位于山西北部、河北中部及京畿地區(qū)，即中國北方農(nóng)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地帶。這一歷史事件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產(chǎn)生了巨大的影響。契丹統(tǒng)治者將幽州(今北京)定為五都之一的“南京”，并改名為“燕京”。從此，北京開啟了千年中華帝都史。

對于北方少數(shù)民族來說，幽云十六州不在漢族王朝的統(tǒng)治之下，就意味著他們不用再艱難地穿越燕山險阻，可以華北平原北部為根據(jù)地來制約和控制中原。而對于漢族王朝來說，就意味著失去了從燕山到山西高原北部的所有天險，傳統(tǒng)的北方長城防線被廢棄，因此隨時會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。

遼之后的金國，改“燕京”為“中都”，并在中都西北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了玉泉山、香山等八處行宮，時稱“西山八院”。距玉泉山不遠的香山，遼代始建香山寺，金章宗大定年間加以擴建，改名永安寺。

但無論是遼還是金，最終都沒有統(tǒng)一天下。

至元八年(1271年)，忽必烈定國號為大元，旋確定今北京為大都。忽必烈最初選擇的上都是金蓮川，而將燕京(今北京)定為中都。金蓮川位于內(nèi)蒙古正藍旗灤河上游一帶，水草豐美，歷史上曾是匈奴、鮮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動的地區(qū)。第二年，忽必烈又改中都為大都，定為都城，而將上都作為避暑的夏都，形成兩都制的格局。

由于“燕都地處雄要，北倚山麓，南壓區(qū)夏”，“故能控制南北”，“南面以蒞天下”。宋以后的一千年間，遼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，都在今北京。其中少數(shù)民族首領主政的時間將近3/4。所以說，今天的北京地區(qū)，既是歷史上北部游牧與漁獵民族，和中原農(nóng)耕民族沖突融合的交匯點，也是中國統(tǒng)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基地，是全中國少數(shù)民族的聚集之地。

“捺缽”催生三山五園雛形

遼金時期，今天的香山、玉泉山一帶已出現(xiàn)了最早的皇家寺廟，并成為皇家的游獵、駐蹕之所。顯而易見，這和在北京建立都城的北方少數(shù)民族有直接關系。這些來自草原的游牧民族，傳統(tǒng)上即有四時出巡的“捺缽”制度。“捺缽”為契丹語，相當于漢語的“行在”?！哆|史·營衛(wèi)志》載：“因宜為治，秋冬違寒，春夏避暑，隨水草，就畋漁，歲以為常，四時各有行在之所，謂之捺缽。”

這些北方民族的統(tǒng)治者一是不適應北京炎熱的夏季，二是要安撫留在草原上的各部貴族首領，于是便產(chǎn)生了候鳥式的兩都巡幸制，即寒南而夏北，冬日在今北京的都城理政，夏天則回到草原上的都城辦公。典型的如元朝，史載：“元世祖定大興府為大都(今北京)，開平府為上都(今內(nèi)蒙古自治區(qū)錫林郭勒盟正藍旗)。每年四月，迤北草青，則駕幸上都以避暑，頒賜予其宗戚，馬亦就水草。八月草將枯，則駕回大都。”

歷史上，遼金元三朝統(tǒng)治者從京城到邊外草原所經(jīng)過的輦路，主要是從今海淀鎮(zhèn)過青龍橋往西北出居庸關，穿過延慶而抵達。因此在輦路兩旁建造了大量的行宮和苑囿，如金代的明昌苑、古臺，元代的香水園、涼殿等。而離今北京城最近的輦路旁行宮別墅就集中在玉泉山與香山一帶。如遼圣宗時于玉泉山營建行宮;金世宗時于香山建立行宮與永安寺;元朝一統(tǒng)，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，后有元文宗于玉泉山與甕山之間，修建大承天護圣寺，形成“玉泉流海潤，金剎倚云翔”的風景圣地。這些行宮別墅所選之處，既是帝后往來塞外的休憩之所，也是皇家離京狩獵的首選之地。如史載：承安三年(1198年)金章宗“幸香山，八月獵于香山。”

總之，今日的三山五園，其歷史形成過程與北方少數(shù)民族長期在此活動有密切關系。

三山五園終成清王朝中樞之所

清朝統(tǒng)治者同樣難捱北京夏天的酷暑。順治七年(1650年)七月，攝政王多爾袞就提出：“京城建都年久，地污水咸，春秋冬之季猶可居止，至于夏月，溽暑難堪。”亦思仿效遼金元于關外“建山城一座，以便往來避暑。”旋因其卒而作罷。到康熙帝平定三藩、收復臺灣之后即興建暢春園，開創(chuàng)了清帝園居理政的先河。四十二年(1703年)，康熙帝又擴建承德上營行宮，最終形成了著名的“避暑山莊”。

與元朝的兩都巡幸制不同，從駐蹕暢春園始，清帝就已將宮廷與苑囿合二為一。如乾隆帝稱京師紫禁城為“法宮”，其有一首《西直門外》詩，內(nèi)言：“為修夏礿法宮旋，徐步輕輿閱大田。”而另一首《命駕恭問皇太后安，遂駐御園之作》詩，則有“退即苑宮成小駐，明窗書史靜堪論。”稱圓明園為“苑宮”，也就是園林紫禁城。另外，康熙帝每次赴承德的時間，同元世祖一樣，也是四五月份，而回京的時間一般都在九月，故其將熱河行宮命名為“避暑山莊”。但乾隆一朝則不一樣了，乾隆皇帝每次赴承德的時間是七月，回京的時間也都在九月，顯然，這就不是避暑了，而是突出了“秋狝”。但康乾兩朝，清廷借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狝這個舞臺，以籠絡和控制蒙古貴族的統(tǒng)治方針，相較于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這其中最大的變化，是康熙帝突破了遼金元統(tǒng)治者僅將香山、玉泉山一區(qū)作為游獵與巡幸之地，而是長期在此園居理政，形成大清王朝的中樞之所。雍正帝繼位后，將賜園圓明園擴建為御園，在大宮門前建六部九卿等朝房，進一步完善園居理政機構。乾隆繼位后，在擴建圓明園的基礎上，于乾隆十年(1745年)始建長春園;三十二年(1767年)將原莊親王允祿賜園熙春園收歸御園(遺址在今清華大學校園內(nèi));三十四年(1769年)再收孝賢皇后之弟、大學士傅恒賜園，改為綺春園;四十七年(1782年)又將原賜園淑春園，改稱御園春熙院(遺址在今長春園北墻外海淀二河開地區(qū))，形成乾隆盛時的“圓明五園”。

與此同時，乾隆十二年(1747年)，乾隆帝又將香山行宮擴建至二十八景，命名“靜宜園”。十六年(1751年)，為慶賀皇太后六十誕辰，建成了“雖由人作，宛自天開”的萬壽山清漪園。十八年(1753年)，復將玉泉山靜明園擴建至十六景。接著，嘉慶帝精心擴建綺春園，形成了“別有結構自然之妙趣”的三十景觀。其后道咸兩朝，除暢春園日漸荒廢外，其余各園尤其是圓明園，仍時有修建。

從順治到咸豐，經(jīng)過七朝二百余年的不斷興修擴建，在京西北這塊風水寶地上，巍然矗立起一片以圓明園為核心，包括周邊諸多衙署、軍營、皇家寺廟、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賜園等在內(nèi)，連綿二十里的清代三山五園景區(qū)。她在歷史上是清帝及其王公大臣們的園居理政之所，是中國統(tǒng)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中樞之地，也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精髓的薈萃之區(qū)，是世界園林建筑之集錦，中外文化、中國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舞臺，亦是中國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科書。(何瑜)

(作者單位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)